作者：瑞辉律师
在我国，关于法院诉讼程序规则的法律有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、《行政诉讼法》。其它的诸如《仲裁法》、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、《行政复议法》等也有程序规则规定，但与三大诉讼法相比，简单纯粹。《刑事诉讼法》，是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，侦查犯罪行为、判定犯罪与处罚犯罪的程序规则规定，所涉及的是强大的公权力对犯罪嫌疑人、被告的一系列司法行为，其原则除了惩罚犯罪，当然也要约束公权力的滥用，保障人权与尊严，直接影响人的生命与自由；《民事诉讼法》，是平等民事主体的公民之间、公民与法人之间、法人之间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而进行诉讼的程序规则规定。由于民事法律关系包罗万象，涵盖生活、经济的各种事由，故民事诉讼活动与结果直接影响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；《行政诉讼法》是“民告官”的程序规则，法院在审理“民告官”的案件程序中的一切规定，其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职权，保护公民、法人、其他组织在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行为时的基本救济权利，直接关系到公民对依法行政的公信程度，以及民众与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程序落实。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推进，在继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修改后，《行政诉讼法》将迎来一次大的修改，这也是本人最期盼的。虽然，三大诉讼法各司其职，相互独立，但在处理机制上也时有交叉，并且在三大诉讼法的基础上，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三大诉讼法的审判操作，故而三大诉讼法实际上在我国已形成各自的诉讼法体系，甚为复杂。正因如此，很多律师好将自己划分到刑事律师、民事律师等，而只关注自己专长划分的诉讼法。有的律师干脆不喜欢诉讼法，将自己归于非诉讼律师，以为自己的非诉讼业务可以与诉讼法脱离。我认为，事实上，这是不可取的，在中国法律环境下并不适合，难以做到一门深入，将三大诉讼法弃之不顾。相反，律师应当熟悉三大诉讼法，无论是否是只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，或者是只从事经济案件的律师。
我们在处理具体法律事务时，经常会遇见法律关系相互交叉，救济方式相互辅佐，权利义务相互重合的客观情况。例如：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一旦触及法律禁止线，如果涉嫌犯罪，司法机关启动追责程序时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，行政执法机关立案查处时，依据《行政处罚法》，但行政处罚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需要申辩维权，一定要从《行政复议法》、《行政诉讼法》的角度去设计思考；而无论刑事追责或是民事追责，企业内部的股东投资人，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受害人等均涉及民事责任分担问题，在具体处理民事责任时，除了实体法要考虑，《民事诉讼法》也要考虑，因为一旦不能调解解决或者调解解决后某一方动议反悔，引发了诉讼将会涉及《民事诉讼法》。往往律师在处理类似前述例子的法律事务中，要求有全局考虑，先入为主。特别是，未来《行政诉讼法》修改后，从节省诉讼资源和便民出发，必然会出现行政诉讼中，将行政行为影响的民事争议一并处理。故而，尽管我主张律师要专业分工取向，但三大诉讼法是每一个律师执业的最基本要求，特别是公司法律顾问的律师，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，必须熟悉并能善用。
实体法解决的是“是与非”问题，程序法解决的是“如何去确定是与非”的问题。程序法不仅告诉我们可诉与不可诉的范围，更告诉我们用什么方法和步骤保护自己权利，实现自己的尊严。
诉讼是一项权利，但选择正确的诉讼方向需要诉讼技巧与诉讼法功底。应诉是一项义务，但选择正确的应诉策略更需要诉讼法经验与技术。律师应当有自己的术业专攻，自已的专业特长或侧重，但尽管如此，也应当要熟悉三大诉讼法，以确保给客户提供周全的法律建议和法律服务，引导社会用理性的方式解决争议。